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短线配资网站。
约两周前，南方+记者来到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探寻珍藏在此的南京大屠杀与抗战的民间记忆。
这座已坚持19年的博物馆，有抗战文物6000余件、抗战相关书籍4万余册，做过一千余名老兵的口述史，收集到的“握过枪”的老兵手印铺满了两面墙。
文物在这里是记忆的载体，也连接着逝者与生者。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的轮椅被女儿捐赠过来，《南京大屠杀》作者张纯如的眼镜与名片保存于此，一张旧名片引出70多年前“断头将军”陈中柱的往事……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认为，只有民众参与历史，才能形成公共记忆。不去讲述的话，历史永远在尘埃里，只有不断地讲述，历史才有意义。
名字、手印，与老兵口述史
三米高、十二米长的黑金沙大理石铺满整面墙，黄色顶光打下来，照在2352个名字上。白鹅卵石沿墙码成一排，上面竖着国旗、摆着菊花、立有“恒久和平”的留言卡。
这是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二楼展厅的“南京保卫战殉难将士名录”。吴先斌说，受制于墙面大小，所列姓名有限，希望能为参观者提供一个缅怀的地方。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南京保卫战殉难将士名录”，上刻2352个名字。南方+ 张晋 拍摄
1937年12月5日，南京保卫战打响，南京守军与日军先后在城郊、城外、城垣展开激战，12月13日凌晨，中华门失守，南京沦陷。作为抗日战争中最惨烈的战役之一，多数守军或战死，或在城破后遭日军屠杀。
参加过南京保卫战、数次从南京大屠杀中脱险，抗战老兵孙晋良的故事，被博物馆口述史项目工作人员薛刚称作传奇。
1937年12月，孙晋良从山东来到南京，被分配至三十七陆军医院任看护兵，亲历中华门与日军的战斗，后又避开“机枪点名”，成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79年后，九十六岁的孙晋良向薛刚讲起了一个往事，有个小孩跟他走到半路，听到身后枪响，小孩哭了。“我说咋了，你哭什么？他说，俺哥让人杀了。他是兄弟两个被抓的。”
“南京保卫战殉难将士名录”下的留言卡。南方+ 张晋 拍摄
2016年起，博物馆与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合作承担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抗日老战士口述调查采访》，组成摄制组在全国范围内走访参加过抗战的老兵。
“做老兵口述史就是在跟岁月赛跑。”吴先斌认为，这是一份抢救性工作，老兵已走到人生的末年。据记者了解，上述项目口述史团队采访过的1542名老兵中，受访时年纪最大的为111岁，最小的也有90岁，一些老兵在去世不久前受访。
博物馆工作人员莫非告诉记者，全国多地的馆员志愿者提供当地老兵信息，口述史团队再去了解情况，一些接触过的老兵早已记忆模糊或者表达不清。莫非自2012年参与口述史工作，负责摄像以及和老兵联络。
博物馆迄今收集了2213个老兵手印，并轮流展出，展出手印980只。南方+ 张晋 拍摄
按莫非的经验，视讲述意愿，一个老兵的访谈时间常常在半小时到两小时，访谈结束后，口述史团队会给老兵拍敬礼照片，并请他们按手印、签字。给老兵留下手印，早已经是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做口述史的规定动作。
但一开始，有些老兵抗拒按手印，觉得像在“签字画押”。团队劝解，资料只用于展览而非其他，也会复印一份到家里，更重要的是，老兵的手特别有意义——“握过枪、用枪击毙过敌人的手。这是左手，那用的是右手。”
老兵朱泽（右）写在手印旁的留言。南方+ 张晋 拍摄
这是老兵朱泽2013年受访后留在手印旁的话。现在，他的手印和其他979个红色手印，连同签名乃至部队番号，一起陈列在博物馆三楼展厅，成为战争亲历者的留存。博物馆迄今收集了2213个老兵手印，并轮流展出。
有一个老兵让吴先斌至今印象深刻，老兵在采访结束后问：“什么是天堂？”他说不知道，老兵回“和平就是天堂”。后来去学校演讲，吴先斌常常用这个思考当题目。他又向记者讲起另一个老兵的问题：“你知道什么叫抗战到底？到底，就是随时准备死。”
在吴先斌看来，做口述史就是想记录，让老兵留下痕迹。作为亲见亲历者，老兵的个人史能丰富宏大叙事之外的历史细节，使人们对过去的了解更深更透。
轮椅、名片，与有生命力的文物
在博物馆三楼，一面展示墙和围挡之间，停着李秀英生前用了七年的轮椅。她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活到了86岁，在1937年12月18日与日本士兵的搏斗中身受37处刀伤。
博物馆三楼，停着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生前用了七年的轮椅。南方+ 张晋 拍摄
张纯如在《南京大屠杀》（中信出版集团 2013年）中详写了李秀英的遭遇：已经怀孕六七个月的她夺走了一个日本士兵腰间的刺刀，迅速靠在墙上，“他吓坏了，万万想不到女人也会反击”。当父亲准备将李秀英安葬时，有人发现她还在呼吸，“血泡从她嘴里冒出来。”“当天夜里，她在昏迷中流产了。”
资料显示，李秀英被送往鼓楼医院救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约翰·马吉拍下了相关画面。约翰·马吉用16毫米摄影机拍下的大屠杀影像，是迄今发现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影像。
轮椅的椅背上挂着李秀英很喜欢的一件格子外套，1997年2月，李秀英以南京大屠杀受害者身份在东京地方法院首次出庭作证，穿的就是这件衣服。
吴先斌说，展出的六千多件抗战文物都是有生命力的，能让人感受到历史客观的存在。它们并不遥远，连接着现代与当代。博物馆的馆徽是一个持枪奔跑的士兵，取自“第四旅七班张士元制”的“共赴国难”烟丝盒，吴先斌说，后来的参观者中就有张士元的后辈。
“第四旅七班张士元制”的“共赴国难”烟丝盒。南方+ 张晋 拍摄
今年9月，博物馆还收到新四军战士孙致广证书及画像，文物均由其家属捐赠。孙致广是江苏泰州人，1939年参军，同年牺牲，仅24岁。画像是依靠母亲姚桂英的描述找人画出来的，在母亲的记忆里，他是圆圆长长的脸，短短的头发，一双凝视观看者的眼睛，还是少年的模样。吴先斌说，这幅画像让他很感动。
孙致广的画像是依靠母亲的描述画出来的。南方+ 张晋 拍摄
常被提及的是王志芳，她和博物馆的故事要从一张名片说起。2012年，吴先斌从常州收了“断头将军”陈中柱的一张名片，并辗转联系到陈中柱家人，发邮件以确认真实性。
陈中柱是江苏盐城人，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认识了房东女儿王志芳，1932年，两人结为伉俪。1941年6月，日伪军分多路“扫荡”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第4纵队少将司令陈中柱牺牲，年仅35岁。敌人将陈中柱的头颅割下，交到日军司令部邀功。怀着身孕的王志芳听到后，只身前往司令部，要回了丈夫头颅。
王志芳的信以及她子女的留言。南方+ 张晋 拍摄
2012年7月1日，97岁的王志芳从澳大利亚回信，她回忆起1941年的苏北对日激战，“我带着女儿经历了那场残酷惨烈的战斗，痛失亲人，仇恨难忘”。
她还在信里谈起70多年前的往事，说女儿幼时很调皮，无意中顺手拿走父亲的印章。等到想要用找不到，王志芳就要打她，但陈中柱说：“不要着急，让我慢慢问她。”
陈璞是信里的女儿，她在2012年8月15日给父亲写下了一条留言：“我今天见到您的笔迹和印章，回忆往事，又像见到您一样。”这条以及弟弟陈志的留言、王志芳的信和那句笔误的“我受（爱）陈中柱”，如今都保存在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
交流、讨石，与建博物馆的初衷
吴先斌把自己的过往划分为三个阶段，前20年读书，中间20年做生意，近20年做博物馆。
南京有着沉重的历史，作为本地人，吴先斌自然而然衍生出了解的兴趣。2006年，他把自家装饰材料厂改造成了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南方+ 张晋 拍摄
十几年前，在办馆初期搜集史料的过程中，有学者告诉他，中国抗战史研究还比较落后。一次，一个日本人去南京一所学校讲“南京大屠杀”，吴先斌根据讲座的细致程度，猜测对方可能是大学教授，但最后发现他只是一个化工厂工人。
“只有民众参与历史，才能形成公共记忆。”吴先斌有了这样的感触。他还认为，如果不去讲述的话，历史永远在尘埃里，只有不断地讲述，历史才有意义。
从2014年开始，吴先斌开始不断受邀赴日交流，传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真相，迄今做了十多次演讲和展览。
最近一次是在今年7月26日，“珍爱和平”中日民间交流活动在日本立命馆大学举行，吴先斌向学校捐赠《世界记忆名录——南京大屠杀档案》，据央视新闻报道，这也是《南京大屠杀档案》首次完整入藏日本高校。
2015年10月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公布“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这份档案并非单一的文件，而是一个由不同类型史料构成的日军在侵华期间，于1937年12月13日制造了屠杀南京30万同胞惨案的完整证据体系。
“捐赠这套书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为日本学者研究南京大屠杀提供资料，从而让更多日本人了解到南京大屠杀。”吴先斌说。实际上，在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他也在学者的建议下搜集了大量的学术著作。他认为，有资料才能有研究，才能进一步寻找真理。
除了交流经验，吴先斌还有过一次交涉经历。
日本宫崎市有一座名为“八纮一宇”的塔，搭建石材有四块掠自南京，其中一块刻着麒麟浮雕的石材有“南京日本居留民会”字样。2013年，日本人来住新平把这块石头的历史讲给吴先斌，两年后，博物馆8人一起赴日讨石，无果而返。
南京麒麟石复制品，由日本友好人士捐赠给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南方+ 张晋 拍摄
讨石回国上班的第一天，吴先斌收到了一封来自日本的恐吓信。也有媒体给他发邮件，说他的行为是反日行动，吴先斌回信说，自己只反对战争，反对“右翼”。不过，也有值得欣慰的事情，2018年夏天，日本东京地区高中生入学考试题中，有一道要学生了解“八纮一宇”塔的历史。
记者去时，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的入口处贴着本地媒体11月18日发行的报纸，其中一条消息是《南京民间抗馆馆长喊话高市早苗：向中国人民道歉》。吴先斌说，自己建博物馆的初衷和本意不变，希望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反对战争、反对军国主义。
南方+记者 张晋 朱红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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